毅一味的要求通俗，他们编排出来的戏剧在精英文人眼中或许更显得“下三滥”也说不定。

不过，随着西南大战的停歇，文化工作被宁毅认为是善后工作的重点，例如幸存下来的士兵需要家庭，没有了丈夫的寡妇需要另一半，华夏军固然可以组织联谊，但与此同时，编排一出温馨感人的爱情故事或许能让这个过程更加顺理成章；华夏军中的军人作战勇猛，但不见得人品出众适合成家，尤其当兵的或多或少都有暴力倾向，因此宁毅早早的就在要求文化战线方面通过戏剧塑造出一两个人人唾弃的家暴典型，如此一来，军法处等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好做许多。

而这一次成都方面态度开放地迎接八方来客，甚至允许外来儒生在报纸上批评华夏军、展开争论，对于华夏军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那么与此同时，在推出宣扬战斗英雄的戏剧、话剧、说书稿中，对武朝的问题、十余年来的丑态加以强调，激起人们唾弃武朝的情绪，那么儒生们不管如何抨击华夏军，他们只要表明立场，在底层人民当中都会人人喊打——毕竟这十多年的苦，无数人都是亲身经历的。

对于在文化方针中主要要求“好看”，这种过分功利化的原则性问题，师师以及华夏军中几位造诣相对深厚的工作人员早年都曾或多或少地向宁毅提过些意见。尤其是宁毅随口就能吟出好诗词，却热衷于这样的歪门邪道的情况，一度让人颇为迷惘。但无论如何，在目前的华夏军当中，这一方针的效果良好，毕竟文人基数不大，而军中的士兵、军属中的妇女、孩子还真是只吃这通俗的一套。

第二天六月十五的会议，讨论的便是对之前工作的总结，与接下来成都有可能出现的舆论趋势的推测，以及考虑应对的方法、需要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