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福建，就在宁忌与小贱狗已然踏上一段新的旅程之时，作为他出发之所的西南大地，也正处于一片生机勃勃的春日之中。

这一春日的所指并不仅仅局限于那每年皆至的四季变化，而是随着去岁百村试点的初步成功，土地改革的车轮正朝着成都平原上更为广阔的地方奔驰而去，这一令人陌生而又震惊的事物，正随着时间的推进，一刻不停地在这片平原的四野八方呼啸而过。

在一处一处的村庄当中，土地改革被按部就班地推到了预定的位置，有人迷惘、疑惑，有人不信、进而反抗，旁观者们先是冷然，而后震惊，继则在难以置信当中感到失落，也有人欢呼雀跃，有人写下诗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样的新时代并非一个简单的观念、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梗概，在成都的阳春三月里，这个春天的舆论场上，无数的观念正在被“新文化人”们整理得更为具体，抛洒出来，而激烈的对抗比过去的哪一刻都更为汹涌澎湃。

人们这才发现，在过去十余年间，宁毅所带领的华夏军核心成员们不断“纸上谈兵”式的文化推演所带出的那些成果，无论是平等还是四民，还是这样那样稀奇古怪的人文假设，在“土地改革”正式落地的这一刻，都已经被磨亮了刀锋，填充了子弹，人们结合这一巨大变化的现实，已经能够开始推导出种种伟大的未来前景，而一个个稚嫩的“新文化人”们，就在心潮澎湃之中，不断地开始丰富具体的理论体系。

任何单调的概念，所谓伟大的展望，在成体系的儒家理论以及上千年的实践样本前，事实上都是无力的，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单调理论不可实现的各种理由到底是什么，因此在过去数年的大讨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