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

篝火的燃烧里，陈凡与钱洛宁低声交谈，走过或明或暗的檐下拐角。

“很简单，过去这片天下，以乡贤治理地方,纵然有知府、县令，但皇权不下县，在地方上，皇权跟乡贤相互制衡。对百姓而言，虽然皇权跟乡贤都有可能迫害他们，但乡贤毕竟扎根于当地,哪怕盘剥害民,会有个底线。但如果让这个制衡消失,通过对土地的争夺将所有的权力收归政府，那么受不到足够制衡的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盘剥，会是没有底线的。那个时候，从地主手里收回的土地，很难说是归了国家，还是归了县太爷……”

“那有没有……先只收土地，暂时不全面夺权的可能呢？”

“收土地这种事情，又不是国家要拿了土地来发卖，中饱私囊。而且，土地这种东西，是那些地主的命脉，权力拿不住，各地阳奉阴违，名义上的收，也没有实质意义,而倘若土地能收上来，实际上就证明华夏军的权力在地方已经彻底压倒乡贤。不收权而收土地，收了土地没收权，这种事情根本不会有。”

“……接着说。”

“而且按照宁先生那边的构想，土地和权力的回收，实际上是为了对底层百姓的掌控和动员能力，有了这种掌控和动员能力，就能驱使他们去读书、去明事理，当他们读了书、懂了道理，也会实际上提升一个国家对底层百姓的动员。这些东西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平等实现的可能道路。”

“……”

“按照那边的说法，土地、权力，实际上也是责任。这个权力在那里，你可以把它从乡贤的手里夺过来，夺过来之后，你就必须做出承诺，你会比乡贤地主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