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梓州这些大城市附近的工业集中发展，暂时延缓了其它非核心区域因土地带来的矛盾。虽然在华夏军出凉山之初，部分人还有过“华夏军人人平等，要杀富户”的担忧，甚至跑了许多人，但西南大战结束后，华夏军对当时相对配合的部分地主、乡绅的优待，则打消了大部分人的疑虑。

只是在大城市附近地价飞涨后，部分商人与周边的地主才起过几次小规模的摩擦，眼下也并没有到不可开交的程度。

但回过头来，不少人也都知道，华夏军中关于土地改革的讨论，多数都是与“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甚至于“土地国有”挂钩的，在学术的讨论上，甚至于“一条鞭法”、“摊丁入户”这些策略都被认为是小打小闹。

这次代表大会上突如其来的苗头，令得许多人都有些懵。

若是放诸后世的现代社会，不少人听到土改这个概念，大都是一方面觉得它光辉伟大，一方面又觉得它有些平平无奇，人们会觉得，只要将这样伟光正的概念抛售出去，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然而，这却是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未有人能够真正突破的一道关隘。

甚至于在另一个世界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中，由那位先行者孙先生首先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也得到了无数后来者的拥护，但在穿林北腿常先生领导果党于大陆呼风唤雨的数十年里，这样一个理所当然且光辉伟大的共识性概念，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决定性的进展。

因为组成果党的基础成员，就是盘踞于各地，掌握天下庞大的权力末梢的乡贤和精英。

而当时另一支流淌着红色血液的政党，于24年与果党达成谅解，以为已经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