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的文章，虽然看起来是要描述华夏军框架的先进性，但在成都依旧有不少“异见者”的情况下，这类结论当然也谈不上能够服众。

这一切舆论看起来，都像是顺理成章的自由讨论，而部分不正经的小报，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刊登了一些因公平党消息而引出的花边新闻，甚至是杜撰的故事。例如五位公平党大王的华山论剑，转轮王欺男霸女，周商杀人如麻等等等等。

这寻常的舆论氛围一直推进到第二次大会召开的八月底九月初，随着大会看似平静的召开，内行看门道，几个敏感的话题还是出现在了大会的提案表上，一股莫名压抑的气氛开始在成都城里聚集起来。

几份关于“土地改革”的提案，被几个有着商人背景的代表抛了出来，随后，逐渐被列在了大会的重点讨论议题上。与此同时，成都的部分权威报纸，接续对公平党手段的议论风潮，开始集中讨论华夏军所谓“四民”中的“民生”理论。

这是一只房间里的大象。

对于看热闹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多大的意思。既比不了长江以北叛徒邹旭与刘光世的刀枪见红，也比不了决定整个江南未来的江宁大会。但在西南，部分特定人群的神经已陡然紧绷起来。

至九月初三，大会召开的第六天，一些细细碎碎的事情开始在城内发生。这一天上午，有二十余名自各地而来的乡老、村长等人物聚集在成都城内的会议大楼前，跪地陈状喊冤，状告的是数名退役后分派下乡的华夏军老兵在村里作威作福、欺男霸女的事情，对这些事情的指控，都有着详细的证人、证词。

同日傍晚，一名提出“土地改革”的提案代表在散会后，被凶徒刺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