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官府的协调与竹记的宣传下，有余力的官绅富户开始施粥放粮，并且表示愿意关照那些在守城战中死难者的家属——这种事情的出现，一是相府出面呼吁，二是竹记为那些带头的大户宣传，给他们留下了名气，三则是因为朝廷方面正在商议，日后死难者家属不论是行商的、出仕的、种地的，都将给予他们大量的方便，一如后世的优待残疾人政策，收留残疾人做工的，自然也会有大量的好处。

其三，读书人对于这次事情的关注未完，由于竹记对女真人威胁的着重渲染，要如何应付这一危机，便成为了忧国忧民者平日里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些读书人们要么商议着准备投笔从戎，要么在一处处酒楼、茶馆中商议革除时政弊病的话题，例如以“国难社”“梅社”为名的一些读书人小团体偷偷地建立起来，四处拉人，渲染忧国忧民的情怀。往日里这些团体也不少，多是诗社，这一次，便有了更激进的目标了。

当然，无论目标如何，大多数团体的最终意义只有一个：苟富贵、勿相忘。

其四，此时城内的武人和军人，受重视程度也有了颇大的提高，往日里不被喜欢的草莽人士，如今若在茶楼里谈话，说起参与过守城战的，又或是身上还带着伤的，往往便被人高看好几眼。汴梁城内的军人原本也与流氓草莽差不多，但在此时，随着相府和竹记的刻意渲染以及人们认同的加强，每每出现在各种场合时，都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形象来。

这些事情互相影响，又互相促进，在几天时间内，将城内的氛围变得积极而和睦起来，人们互相关心帮助的事情渐渐增多，每每在一些施粥施饭的场所，暖心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包括竹记在内的一些酒楼茶楼中，虽然饭菜粗陋，